我到三十五岁才突然认识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刚刚买了房子，需要安装水管，请来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厨房。他个子矮小、结实健壮，留着山羊胡，戴着一顶红色棒球帽，说话操着浓浓的波士顿口音，我突然意识到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和人家讲话。在我看来，他的经历是如此陌生，他的价值观是如此难以预测，他的语言怪异难懂，在他开始干活前，连和他闲聊几句都不可能。

我十四年的大学教育和在几所常春藤大学工作的经历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里，笨拙不堪，尴尬不已。有个朋友把这种现象称为“常春藤错位”。我可以用外语和其他国家的人侃侃而谈，却无法和站在我家里的人说两句话。

我花费这么长时间才发现我所受教育的错误程度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因为精英教育绝不可能让你认识到它自身的缺陷。我在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名牌学校不断地鼓励学生为能到这些地方上学而自豪，不断夸耀名牌大学经历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精英教育的优势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学会了思考，还可以建立一些日后开创事业所需要的人际关系，获得让世人羡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报。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认为它创造了一些机会却丧失了其他机会，培养了有些能力却削弱了其他能力，不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 我不是在谈论课程体系或者文化战争、美国思想的开放或者闭塞、政治正确、标准构建，或任何你拥有的东西，我是在讨论出现这些偏颇的整个体制——不仅是常春藤学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学，还包括让你获得进入这些学校的整个机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鸭式”学校、越来越泛滥的辅导老师、备考课程和辅导班等准机构、整个招生疯狂和导致这种疯狂的一切。

精英大学的课堂前后、内外都在不断灌输着一系列价值观。随着全球化加剧经济的不安全感，学生、家长和整个社会都越来越指望这个能让他们获得教育优势的机制。既然有这么多资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业中，有这么多人来争夺阶级向上的有限通道，我们有必要问一下最后你到底能得到什么，我们整体能得到什么。因为当今的学生，正如学校不厌其烦提醒他们的，是未来的领袖。

如同我在厨房认识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个劣势是它让你无法和与你不同的人进行交流。

精英大学常常夸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这种多元化几乎总是限于种族和民族的范畴。说到阶级，这些学校基本上越来越多地趋同化。 如果你到我们伟大国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学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白人商贾名流、专业人士的子女与黑人、亚裔、拉丁裔商贾名流、专业人士的子女一起学习和玩耍的温馨场景。而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学校倾向于培养自由的态度，所以让它们的学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他们愿意为工农阶层代言，却无法与来自这些阶层的人进行简单的交流。让我们回顾一下上次民主党的两个总统提名候选人戈尔和克里的情景吧。他们一个来自哈佛，一个来自耶鲁，两人都是真诚、体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们都根本无法和选民沟通交流。 但是这不仅仅是阶级问题。 我的教育让我相信没有进入常春藤大学或者其他名牌大学的人是不值得交谈的，不管他出身于什么阶级。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显示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学喜欢宣扬的，我们是“最优秀的、最聪明的人”，而其他人都与我们不同：没有我们那么优秀，没有我们那么聪明。如果有人告诉我他们上的学校不那么有名气，我学会了表示理解地点点头，表现出些微同情地说“啊，”（如果我上了哈佛，有人问我在哪上学时，我学会了说“在波士顿”）。 我从来不知道那些没上名牌大学的人里也有聪明人，实际上他们没能上名牌大学往往就是出于阶级原因。我从来不知道还有很多聪明人甚至没上过大学。 我也从未了解到有些聪明人其实并不“聪明”。智慧的多元形态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学多么喜欢夸耀新生班级里面有几个演员或者小提琴手，他们只挑选和培养一种智慧形式：那就是善于分析的人。虽然对于大部分学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学恰恰因为学生（还有老师和管理者）在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态的价值。人们喜欢夸耀自己最擅长和最能给自己带来优势的东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会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创造力等在受过教育的精英身上并无明显优势。“最聪明的”就是“最优秀的”，这是一种狭隘的理解，人们只有摆脱这些精英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 那那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聪明的人呢？我有个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学之前毕业于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学。她说，进入这种学校的价值之一是它教给你如何与不聪明的人相处。名牌大学都会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个原则是古罗马戏剧家泰伦斯（Terence）的原则“只要与人有关的事我都不陌生”。精英教育的第一个劣势就是它让你疏远了众多人性特征。

第二个劣势隐含在我一直在讲的观点里，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输了一种虚假的自我价值。

考上名牌大学、在名牌大学上学、毕业于名牌大学都取决于分数排名（SAT、GPA、GRE）。你学会了用那些分数来评价自己。分数不仅放大了你的命运，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价值。当你鼓励学生忘掉这个真理，让功课方面的优秀成为绝对意义上的优秀时，让“某方面的出色”变成了简单意义上的“出色”时，问题就来了。 对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识感到自豪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问题出现在名牌大学录取你后，所纵容的那种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从大学入学介绍到毕业的整个过程，有一个信息体现在每个人说话的语调里、思想的倾向里，体现在每个学校的传统里、每篇学生报纸上的文章里、每次院长的演讲里。这个信息就是——你来了，欢迎加入这个俱乐部。

来到这里的结果也同样非常清楚： 你理应得到你到这里所能得到的一切。当人们说名牌大学学生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他们的意思是这些学生认为因为他们的SAT分数比别人高所以理应得到比别人更多的东西。 大学的物理形态（四方院、住宿学院、哥特式的石墙、锻铁的入口）是由建在围墙里的紧锁的大门构成的。每个人携带的身份证决定了他可以从哪个门进入。换句话说，这道门暗喻着管控，因为大学的社会形式就是用同样的方式构成的，每个名牌大学都是如此。名牌大学都是被锁着的大门围起来的堡垒，只对经过挑选符合要求的人开放。学生对这个教训的吸取体现在他们想在这些门里竖起更多门槛、成立更具排他性的团体的渴望。耶鲁有著名的秘密社团，或者应该被称为公开的秘密社团，因为真正秘密的话就破坏社团成立的目的了。除非人们知道自己被排除在外了，不然排他性又有什么意义呢？ 精英教育的重大劣势之一是它教会你认为智力和学业成就的衡量标准就是道德或者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标准，但实际并非如此。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并不比愚蠢、不聪明、甚至懒惰的人更有价值。他们的痛苦并不比别人更多，他们的灵魂并不比别人更重要。如果我是信徒，我会说上帝并不爱他们更多。 精英教育不仅引领你进入上层社会，还训练你适应进入上层社会的生活。我以前不知道这些，直到我比较了我、我学生和我进入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朋友的经历之后，才开始明白。在耶鲁大学有交作业的最后期限和考勤规定，但没有人认真对待，晚交作业是可以申请的，旷课就扣学分的威胁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换句话说，在耶鲁这样的大学，学生们有数不清的第二次机会。但是在克里夫兰州立大学就没有。我的朋友有一门本来一直成绩很好的课却得了很低的分数，因为她当班做侍应生的缘故论文迟交了一个小时。

在克里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大学的学生也不可能仅仅做了作业就可以得优。最近有很多文章谈到分数膨胀的问题，这是丑闻，但是最丑陋的地方在于它是多么地不平衡。四十年前，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平均GPA是2.6，仍然接近传统的B-/C+曲线。从那以后，它在所有地方都开始上升，但是上涨的幅度不同。公立大学的平均绩点是3.0或B；私立大学是3.3或B+；多数常春藤大学，这个数字已经接近3.4。总会有学生不做作业，或上专业课之外的课程（不管是为了好玩还是为了学分），或者根本就达不到标准的情况（比如运动员或者校友子女）。但是在耶鲁这样的学校，只要来上课，努力学习就可以期待得到A-。在大多情况下，他们确实得到了这个成绩。 简而言之，学生在大学被对待的方式训练了他们走出校门获得社会岗位后的工作方式。在克里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学生们接受的训练是担任阶级体系中的中间位置，处于官僚机构中的底层。他们已经被训练过很少有二次机会的生活，没有宽限、资助微薄、机会稀少，要在服从、监督和控制下生活，赶最后期限，无法得到指导。 在耶鲁这样的地方，当然正好相反。精英们认为自己属于精英阶层。进入门槛是非常困难的，但一旦进去了，几乎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赶出来。不管是最不幸的挂科，还是最可恶的抄袭劣行，甚至威胁同学造成身体伤害——这三种情况我都听说过。上帝啊，这是不公平的，换句话说，这是老同学关系网的自我保护。精英学校培养了出类拔萃的人才，但也培养了我认识的一个耶鲁前毕业生所说的，“有资格的平庸”。A是出类拔萃的标记，而A-是“有资格的平庸”的标记。这不是说分数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的是，别担心，我们会照顾你的。你可能不是那么好，但已经足够好了。

如果精英教育的劣势之一是它提供平庸的诱惑，另一个劣势是它提供安全的诱惑。

当家长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卖力地给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时，他们毫无例外地说因为它提供了众多的机会。但是它关闭了什么机会呢？ 精英教育给予你发财的机会，但是它也剥夺了不发财的机会。不发财的机会实际上是每个年轻美国人一直被给予的最好机会之一。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它这么富裕，完全可以为其他国家处于贫困边缘或者至少处于丧失尊严的边缘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你可以在美国生活地很舒服，无论是作为中学老师、社区组织者、民权律师还是艺术家。 但这正是精英教育所剥夺的机会。我怎么能去做一名中学教师呢，那不是浪费了我昂贵的教育吗？难道不是挥霍掉了父母花费这么大代价为我提供的好教育了么？我的朋友们该怎么看待我呢？二十年后同学再相聚，我怎么有脸见那些成为大律师或者纽约名流的同学呢？所有这些问题背后的问题是：这不是委屈了我么？ 所有的可能性都关闭了，你错过了你可能真正喜欢的职业。 这并不是说名牌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决不会追求风险大或者利润少的职业，不过即使他们选了这些职业，也比他人更容易很快放弃。 这听起来似乎不合情理，因为精英大学的学生倾向于毕业时不用背很多债，也更容易靠家庭资助度过一段时间。我以前不知道有这种现象，后来从我们系的两个研究生那里听说了这事，一个来自耶鲁，一个来自哈佛。他们在讨论写诗歌，他们的大学朋友一两年之内就洗手不干了，而他们认识的来自普通大学的学生仍然还在坚持。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名牌大学学生期待成功，期待立刻就成功。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其它，他们的自我意识就是建立获取成功的能力之上的。不成功的想法让他们感到恐惧、让他们无所适从、让他们一蹶不振。他们的整个人生一直被失败的恐惧所驱动，通常开始是被他们父母对失败的恐惧所驱动。

如果你害怕失败，你就害怕冒险，这就解释了精英教育的最终最具破坏性的劣势：它在本质上是反智主义的。这好像违反了常理。难道精英大学里的孩子不是最聪明的吗，至少在狭窄的学业意义上？他们不是学习最刻苦的吗，刻苦过从前任何一代学生？？是的，他们确实如此。但是成为知识分子和成为聪明人不是一回事。成为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做功课。 没几个还在上大学的孩子能认识到这一点，这没什么希奇。他们是体制的产物，很少思考下一次作业以外的问题。这种教育体制忘了教会他们在沿着道路进入名牌大学找到待遇丰厚的工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成功是无法通过一封推荐信或者分数或者校名来衡量的。它忘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塑造灵魂，而不是谋求职业。 成为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对思想充满激情，不是为一个个学期，为了讨老师的欢心，或者取得好成绩。一个在康涅狄格大学教书的朋友曾经向我抱怨他的学生不会自己思考。我说，耶鲁学生会自己思考，但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老师希望他们这样做。我在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过很多非常聪明的学生，他们头脑清晰、善于思考、富于创造性，与他们交谈和学习确实是个享受。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似乎只会去填充他们所受教育为他们圈定范围内的颜色。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把教育看作更大的学术探索旅程的一部分，带着朝圣者的心情去阅读思想著作。

耶鲁这样的地方

根本不是帮助学生提出“大问题”的地方。

在十九世纪，学生至少曾有机会在教堂里、或者校园里蓬勃发展的文学社团、辩论俱乐部里听到有人提出这种问题。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伴随美国大学人文理想的发展，学生或许还能在有着强烈教学使命感的教授课堂里碰到“大问题”，但是越来越可怕的学术职业化已经让“大问题”在名牌大学里近乎灭绝。著名研究型大学的教授评价完全靠学术成果的质量来衡量，花费在教学上的时间完全是浪费。如果学生想体验交流，最好到文理学院。 当精英大学夸耀他们教学生如何思考时，他们的意思是讲授在法律、医药、科学、商业等方面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分析和雄辩技能。但是人文教育所意味的不该只有这些。 实际上，这些似乎恰恰是学校想看到的东西。有独立思想的人与任何联盟无缘，精英大学的大部分预算来自校友捐助，所以花费大量精力培养学生对学校的忠诚。正如我的朋友，一个三代耶鲁人所说的，耶鲁大学的目的就是生产耶鲁校友。为了让体制能够运作，那些校友需要钱。耶鲁当局长期以来，对学生从人文学科和基础科学专业转向计算机和经济学之类实用型学科的倾向，一直冷漠地怂恿。大学就业办公室没什么知道可以提供给对法律、医药、商业不感兴趣的学生，也不做任何事情去减弱毕业生大量涌进华尔街的热情。实际上，他们在向学生指明这条道路。文理大学正在变成公司大学，它的重心已经转向技术领域。在那里，学术专长能够成功地变成利润丰厚的商业机会。 难怪对思想充满热情的学生发现自己感到孤立和困惑。去年我曾经和其中一个学生交谈，他对于德国浪漫主义观点“灵魂塑造”（bildung）感兴趣。但是，他已经是大四学生了，周围的人都在忙着推销自己的时候，你很难塑造灵魂啊。 成为知识分子开始于你的思维方式，摆脱你的假设和强制这些假设的体制。但是进入名牌大学的学生恰恰是那些在体制内学得最好的人，所以让他们超越体制看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根本看不到体制的存在。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前很久就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世界一流的俯首帖耳、讨好老师的小爬虫，在每门课上都得优秀成绩，不管他们觉得这个老师多么乏味，不管他觉得这门课多么没有意义。他们也尽力积累八到十个课外活动，不管多么想用这些时间做别的事情。 矛盾的是，这种情形在二流的学校反而更好些，尤其是在文理学院比在最好的大学还好些。 一些学生进入二流学校是因为他们和哈佛、耶鲁的学生一样，只不过才华稍逊或者没有那么强的动力。 但还有些人来到那里是因为他们有更独立的精神。他们没有得全优是因为无法在每堂课上拼尽全力，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有意义的内容上，进行一个特别感兴趣的课外活动，或者去做和学校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和有利于大学申请无关的项目，或者只是坐在房间里看很多书或者写写文章。这一类孩子，一旦进入大学后，他们更感兴趣的往往是人文精神而不是学校精神，他们思考的是大学毕业时要带着的问题，而不是带着求职简历。

我在耶鲁的时候印象深刻的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差不多。你很难看到嬉皮士、朋克或者艺术学生的类型。另类的学生不再那么另类，时尚的学生开始走低调优雅的路线。明明有三十二种味道，但大家都选择香草味。 大部分精英大学已经都成为思想狭隘、让人窒息的“正常”王国。每个人都感受到要保持成功形象和成就的压力。我从长期担任顾问的经验中得知，不是每个耶鲁学生都合适这里的学习或者学会适应它的，可他们都是一样的表现，这正是让我感到担忧的地方。强加于他们生活的标准如同暴政，后果之一是那些跟不上这个体系的学生（他们大多来自贫穷的家庭背景）常表现出两种极端，要么疏远要么自暴自弃。后果之二则与大部分能够跟上这个体系的学生有关。

几年前我讲授了一门关于友谊的文学课。有一天我们在讨论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lf）的小说《海浪》。小说描绘了一群人从儿童到中年的友谊。在高中，其中一个男孩爱上了另一个男孩，他想，“我能向谁表达我这种急迫的激情呢？一个也没有。这里灰色的拱门、呜咽的鸽子、欢快的游戏、传统的习俗和竞赛，所有这些被巧妙地组织起来避免人们感到孤独。”这是对名牌大学校园生活的绝佳描述。 我很想知道我的学生对此是怎么想的？在一个你从来不感到孤独的大学上学意味着什么？其中一个学生说，啊，如果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我确实感到不自在。即使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也是在朋友的房间里完成的。碰巧的是，同一天，另一个学生做了关于爱默生论友谊的发言。他汇报说，爱默生说友谊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你有能力承受孤独。我问学生他们觉得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其中一个打断我的话说，请等一下，首先你为什么需要孤独？你一个人要做什么不能和朋友一起做的事情？ 这就是他们：一个是丧失了孤独能力的年轻人，另一个是没有看到孤独意义的年轻人。

最近常常有人讨论隐私的丧失，但是同样可怕的是它的必然结果——孤独的丧失。从前指的是你不能总是和朋友在一起，即使你想这么做。现在是学生能随时随地通过电子手段联系，要找到对方没有一点儿困难。但他们的强迫性社交似乎不能让他们产生深刻的友谊。“我能向谁表达我这种急迫的激情？”我的学生可以在朋友的房间里写论文，却无法产生心与心的交流。她可能没有时间，实际上其他学生告诉我，他们发现同伴们实在太忙了根本没有办法培养亲密关系。 当繁忙和社交占据了孤独的所有空间后会发生什么呢？我那天向学生指出，具备反思和回顾的能力是知识分子生活的前提，而反思的前提就是孤独。他们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接着有学生似乎有点自我认识的意识，他说：“你认为我们都是真正出类拔萃的一种人?”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明白思想者的生活有时是独自一人的：孤独的、怀疑一切的、且坚韧的。培养这种品格的最好地方不是在精英教育体制内，因为精英教育体制的真正目的是重新创造一个阶级系统。 产生了约翰·克里和乔治·布什的世界正在为我们培养下一代领导人。那些在高中时进修大学课程的学生，大学同时修着双学位还编辑着三种校园出版物的学生，每个大学或法学院都想要但课堂上谁都不想要的学生，那些忙得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思考了的学生将很快管理一家公司、一个机构、甚至一个政府。她可能有很多成就，但是经验很少，可能有很多成功，但是眼界很小。 精英教育的劣势就是培养出来的精英过去现在一个样。